页面载入中...

林郑月娥: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仍受认可

admin 欲求不満の母絶伦息子 2020-01-20 265 0

  上述这些特征说明长安气象不是空泛的名词概念,也不是史料的层层堆积,而是活生生展现在人们面前的风貌神态。具体地说,唐代服装是当时生活方式链条中一个最突出而又最敏感的环节,它是长安世道人心变迁的前奏,其开放的程度往往成为社会转折的标识,其变化的速度则又经常成为民心趋向的碑记,所以服装的变化要牵动许多社会现象。虽然统治者企图禁止服装的越礼逾制,以实现等级名分、循礼蹈规的理想社会模式,但在长安这样政治、经济、文化重叠交融的中心地,恰恰发生着以服装为代表的审美观念、民族精神、时代气势、思想意识等方面的变革,这种多维、多变、多样形态的出现确是统治者始料不及的。

  既袒胸露臂又柔和明朗,这是各个朝代都没有的气魄

  气象是由比较具体的万物与人物来体现的,从服装形式的初步印象可以感受到文化的基调,从款式审美可以领会到内在的气质,从外在色彩可以发现人们的心理世界与环境气氛。通过这样三个环节使人认识到唐代服装与其他历史时期的风格大不相同,不仅在于汉晋的冠冕变成了隋唐的幞巾,更重要的在于民族精神融汇了外来的文化营养,既花团锦簇又大方开放,既袒胸露臂又柔和明朗,这是各个朝代都没有的气魄。

  然而,西域格调的服装一时风靡于长安并不是出于封建统治者的人为倡导,尽管汉魏传统服装备受冲击,但唐王朝希望能保持服装等级有差的规范心理却始终深化延续。无论其各时代服饰制令屡有变更,但大抵以紫、绯、绿、青四色来定尊卑贵贱。即使对日常穿着的常服,朝廷也经常横加干涉,固执地将它作为政治要求和道德伦理的象征,汇合法制、哲理、教化等各种手段进行纲常礼教的约束。

  贞观时李世民《定服色诏》就说:“自末代浇浮,采章讹杂,卿士无高卑之序,兆庶行僭侈之仪,遂使金玉珠玑,靡隔于工贾,锦绣绮谷,下通于皂隶,习俗为常,流遁亡反,因循已久,莫能惩革。”咸亨时李治敕令:“如闻在外官人百姓,有不依令式,遂于袍衫之内,着朱紫青绿等色短衫祆子,或于闾野,公然露服,贵贱莫辨,有彝伦。”开元初,“玄宗悉命宫中出奇服,焚之于殿廷,不许士庶服锦绣珠翠之服”。可是一旦社会生产复苏,人们的生活方式就要不可抑制地冲破朝廷的刻板束缚,长安城内不久又争奇斗艳,“尚胡曲,供胡食,士女皆竟衣胡服”。天宝元年,江南数百名鲜服靓妆的妇女到长安表演,于是吴楚的大笠、宽袖、芒履以及短衣窄裳样式又在长安轰动一时,不胫而走。这种风气冲破着“违式禁断”的条例堤防,加速了服装的改变。

  令人思索的是,经过中唐动乱之后的唐代服装,不仅没有趋于朴素无华,反而更加艳丽奢华,衣服且由实用转为装饰,越来越趋于长大宽博、拖沓宽松,直到走路也必须把衣角提起才能行动。文宗即位后虽“禁高髻、险妆、去眉、开额及吴越高头草履”,但终因长安“贵戚皆不便,谤讪嚣然,议遂格”。这不仅是豪门贵族竞相奢靡,精神颓废,更主要的是唐廷禁止奢服侈裳,其着眼点在维护封建等级制度,因此不能根治弊俗奢风。

  不难看出,这种不同时期不规则的波动,反映出对服装的变化要作更广阔的、本源的理解。

admin
林郑月娥: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仍受认可

发表评论

◎欢迎参与讨论,请在这里发表您的看法、交流您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