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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郑月娥: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仍受认可 - 全文

admin 欲求不満の母絶伦息子 2020-01-20 359 0

  上述这些特征说明长安气象不是空泛的名词概念,也不是史料的层层堆积,而是活生生展现在人们面前的风貌神态。具体地说,唐代服装是当时生活方式链条中一个最突出而又最敏感的环节,它是长安世道人心变迁的前奏,其开放的程度往往成为社会转折的标识,其变化的速度则又经常成为民心趋向的碑记,所以服装的变化要牵动许多社会现象。虽然统治者企图禁止服装的越礼逾制,以实现等级名分、循礼蹈规的理想社会模式,但在长安这样政治、经济、文化重叠交融的中心地,恰恰发生着以服装为代表的审美观念、民族精神、时代气势、思想意识等方面的变革,这种多维、多变、多样形态的出现确是统治者始料不及的。

  既袒胸露臂又柔和明朗,这是各个朝代都没有的气魄

  气象是由比较具体的万物与人物来体现的,从服装形式的初步印象可以感受到文化的基调,从款式审美可以领会到内在的气质,从外在色彩可以发现人们的心理世界与环境气氛。通过这样三个环节使人认识到唐代服装与其他历史时期的风格大不相同,不仅在于汉晋的冠冕变成了隋唐的幞巾,更重要的在于民族精神融汇了外来的文化营养,既花团锦簇又大方开放,既袒胸露臂又柔和明朗,这是各个朝代都没有的气魄。

  然而,西域格调的服装一时风靡于长安并不是出于封建统治者的人为倡导,尽管汉魏传统服装备受冲击,但唐王朝希望能保持服装等级有差的规范心理却始终深化延续。无论其各时代服饰制令屡有变更,但大抵以紫、绯、绿、青四色来定尊卑贵贱。即使对日常穿着的常服,朝廷也经常横加干涉,固执地将它作为政治要求和道德伦理的象征,汇合法制、哲理、教化等各种手段进行纲常礼教的约束。

  贞观时李世民《定服色诏》就说:“自末代浇浮,采章讹杂,卿士无高卑之序,兆庶行僭侈之仪,遂使金玉珠玑,靡隔于工贾,锦绣绮谷,下通于皂隶,习俗为常,流遁亡反,因循已久,莫能惩革。”咸亨时李治敕令:“如闻在外官人百姓,有不依令式,遂于袍衫之内,着朱紫青绿等色短衫祆子,或于闾野,公然露服,贵贱莫辨,有彝伦。”开元初,“玄宗悉命宫中出奇服,焚之于殿廷,不许士庶服锦绣珠翠之服”。可是一旦社会生产复苏,人们的生活方式就要不可抑制地冲破朝廷的刻板束缚,长安城内不久又争奇斗艳,“尚胡曲,供胡食,士女皆竟衣胡服”。天宝元年,江南数百名鲜服靓妆的妇女到长安表演,于是吴楚的大笠、宽袖、芒履以及短衣窄裳样式又在长安轰动一时,不胫而走。这种风气冲破着“违式禁断”的条例堤防,加速了服装的改变。

  令人思索的是,经过中唐动乱之后的唐代服装,不仅没有趋于朴素无华,反而更加艳丽奢华,衣服且由实用转为装饰,越来越趋于长大宽博、拖沓宽松,直到走路也必须把衣角提起才能行动。文宗即位后虽“禁高髻、险妆、去眉、开额及吴越高头草履”,但终因长安“贵戚皆不便,谤讪嚣然,议遂格”。这不仅是豪门贵族竞相奢靡,精神颓废,更主要的是唐廷禁止奢服侈裳,其着眼点在维护封建等级制度,因此不能根治弊俗奢风。

  不难看出,这种不同时期不规则的波动,反映出对服装的变化要作更广阔的、本源的理解。

  第一,唐代服装的变迁往往在实物和思想之间起着中介作用,它自身的消化能力同吸收能力一样突出,力求在诸般差异中求得大一统的极致。就其整体特征来说,它的前期具有浪漫自由的风格,并通过这种形态造型独特地表现奋发向上的思想文化,在广泛融会外来文化中形成了“长安气象”。虽然有人认为“安可以礼仪之朝,法胡虏之俗”,但“都邑坊市,骏马胡服,相率衣盛,奢丽相高”,竟连贵族上层亦有此好。它的后期则以繁文缛节的装饰使服装趋向宽柔造作的地步,是其王朝衰落时矫饰主义的必然显现,这是因为遭遇的历史背景根本不同了。前期是国力强大的盛世,服装自发地引进起着锦上添花的作用,即使是民族冲突和战争也提供着接触的机会,促进了整个文化的发展。而后期则不然,服装的变化是以唐王朝没落、藩镇挑战和其他民族的入侵为背景的。在政局动荡、经济拮据的情况下,统治者重新找回礼制的程式,以维护自己的政权象征,把服装作为心灵中实体的慰藉,这是不同环境中生成的不同文化。

  第二,虽然唐代是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高峰,但即使在最开放的开元、天宝时期,服装的明快开化也总是受到封建王朝的压抑阻挠,保守势力害怕服装的变革必然会转向政治新观念的需要,因此要把那种突破传统规范样式的服饰视若洪水猛兽的“妖服”。在唐代服装几个变化转折时期,时时受到这种“俯就我范”的束缚。比如永隆二年,高宗就以“还淳返朴”“务遵节俭”为名,认为花间绫锦裙衣等,糜费既广,俱害女工。但实质上,正如他自己说的:“采章服饰,本明贵贱,升降有殊,用崇劝奖。”这主要是为了保持等级贵贱的伦常秩序,以千篇一律凝固的服装程式来凸显皇家显赫的地位。这种在并蓄兼收的同时出现的保守倾向被后世封建社会所强化,造成唐以后服装的创新长期受到遏制。

  第三,服装的更新在一定程度上能体现一个城市的精神风貌、居民文化素养等内在气质,因为服装虽然不是精神的本身,但它是精神的物化。在长安相对稳定的漫长岁月中,它充当着美化生活的使者角色,衬托着人的健康姿容,在唐代社会转折之际,它常常是观念变革的先兆,是新的社会风尚产生的象征。从盛唐前受西域影响的胡服到中唐后受吐蕃影响的啼装,说明服装的变革正是每一个阶段新旧习俗变化的产物。同时,服装是人们最直接、最普通的自我表现,它经常被用来充当社会思潮和价值观念的标志,如唐前期长安闾阎富商以穿紫服赤衣为荣贵,以彰显身份的高贵,到唐后期,由于朝廷“多赐章服,以示加恩,于是宠章尤滥,当时不以服章为贵”。朝廷大量赏赐官服于一般人,自然官品身份的价值观念也就发生了贬值。因此,封建统治阶级有时视它为移风俗、美教化的根本,有时又视其为粉饰太平的要务,就是把服装列入了思想意识形态领域。

  总之,唐代服装对长安宏阔气象的形成,有着经久不绝的影响,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民俗等诸多因素的综合表现。长安开荡捭阖的博大气象,也成为唐代服装的款式、装饰推陈出新的动力。虽然唐王朝有时以权法制约服装的演变,却并不能取代千汇万状的服装,所以统治者始终无力阻遏风尚的扩展,反而促使服装这个物质生活的典型转化为精神生活的体现,映射出长安的历史风云的气象。

  《大唐之国:1400年的记忆遗产》,葛承雍 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10月版。

  本文节选自葛承雍所著的《大唐之国:1400年的记忆遗产》一书,小标题为编者所加,非原文所有。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作者:葛承雍

  编辑:何安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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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网客户端北京74日电记者 上官云“之所以这部新书叫《猫头鹰在黄昏起飞》,有一个原因是跟他之前创作的小说《刺杀骑士团长》有关,第五章里也写到了一只猫头鹰。”这是近日,著名翻译家林少华在接受中新网微信公众号:cns2012)记者专访时提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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